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發展史—明

　　明和歷代一樣，仍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，農業稅-田賦是國家最大的財政進項，輔之以丁賦-差役。明代初行兩稅法，田賦分夏稅、秋糧，中葉以后改行一條鞭法，賦、役漸有合并之勢。《大明律》戶律戶役門有賦役不均、隱蔽差役、丁夫差遣不平等條，田宅門有欺隱田糧等條，都是為保證國家賦役制度而設立的。在《問刑條例》中也增設了相應的條款。

　　明初年，為保證政府的財政收入，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戶籍、土地狀況進行了清查，編造了記載戶籍的“黃冊”和記載土地狀況的“魚鱗圖冊”，作為征收賦稅的依據。對土地所有者按土地面積、土質等級征收田賦，一般按收獲量的十分之一征收。田賦征收實物，稱“本色”，包括糧食、絲、麻、棉等農作物;折為錢、銀等貨幣形式，稱“折色”。對人戶則征發“職役”，對16-60歲的男丁征發“均徭”;出勞動力者稱為“力差”，出錢、物代替力役者稱“銀差”，還有為官府提供種種勞役的“雜泛”。稅收的基礎形式仍然是按土地、戶、丁征收錢物和征發差役。

　　國家僅次于賦役的稅收，就是鹽稅，明代繼承宋元制度，通過鹽引專賣來收取。鹽專賣的形式主要有民產、官收、商人運銷，政府向運銷食鹽的商人征收鹽課，向食鹽消費者收取戶口鹽鈔。洪武三年，實行開中法，四年行中鹽例，萬歷四十五年實行商專賣法。明政府對茶也繼續實行專賣。明代的茶法比唐宋嚴密，有官茶、商茶之分。官茶，就是官府通過征收、儲備大量的茶以用于與西北邊民換取馬匹等;商茶，就是茶商向官府交納實物或銀錢取得茶引，憑引向茶戶或茶倉買茶，這是民制、官儲或官管、商運商銷的專賣制度。

　　明代對內對外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，商業十分發達。明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，對投入流通的產品都依法征收賦稅，國家由開始的法無明文規定任意征稅到重視以法征稅。

　　明代的商稅主要包括市稅、關稅和舶稅三種。關稅，又稱“通過稅”，是指在商人比經交通要道設關立卡，征收通過稅。明初洪武、永樂年間曾兩次規定，對于軍民嫁娶、喪祭之物、舟車、絲布之類，皆勿稅;對于舟車載運自己貨物、農用之器、小民挑擔蔬菜、民間常用竹木蒲草器物、常用雜物、銅錫器物等，也一概免征，但至宣德年間(公元1426-1435)開始在水道上設立關卡，征收船料費，按船之大小長闊，定其稅額。神宗萬歷年間(公元1573-1620)以后，關卡增多，稅目四出，商稅增重，使商業大受破壞。

　　市稅。明初市稅基本上按三十取一和“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稅”的原則征收，但到明仁宗洪熙元年(公元1425年)施行鈔法，商市從門攤向市肆發展，才課稅于門肆門攤。明宣宗宣德四年(公元1429年)，大規模增加營業稅，凡京省商賈聚集地，市肆門攤稅課“增舊凡五倍”。以后，稅率雜派不斷增加。

　　舶稅。明初對各國舶貨免征舶稅，至明穆宗隆慶年間(公元1567-1572)馳海禁后，才實行舶稅制。征稅方法分三種：一是以船的長度計算征稅，稱為水餉，由船商承擔;二是按貨物多少，計值征稅，由鋪商交納，稱為陸餉;三是加征去呂宋貿易回來只載白銀的船只，每船加征白銀一百五十兩，稱為加增餉。

　　明律還對匿稅者規定了刑事責任。《明律·戶律》規定：“凡客商匿稅及賣酒醋之家不納課程者，笞五十。物貨酒醋一半入官，于官物內以十分為率，三分付告人充賞。”此外，明律要求承辦茶鹽專賣的商戶年終納齊商稅，若“年終不納齊足者”，以不足數額的多寡，分別給予笞四十至八十的處罰，并強制完稅納官。明朝不但重視國內稅收立法，而且對外商載貨入境也作了嚴格規定。《大明律·戶律》規定：“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，即將物貨盡實報官抽分，若停塌沿港土商牙儈之家不報者杖一百，雖供報而不盡者罪亦如之，物貨入官。”此規定維護了大明王朝的關稅主權，但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外貿易的發展。明朝由于經濟關系的發展合復雜化，因而明律中關于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有所增加，這反映了明政府對社會經濟干預的加強。這些法律規范的目的在于保護封建的經濟基礎，因此在客觀上限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發展。

　　明中葉以后，由于賦稅沉重，百姓逃亡嚴重，原有的賦稅制度日漸失效，嚴重影響財政收入。為此，自嘉靖十年起，推行“一條鞭法”的賦役改革，將各種賦役盡可能歸并為幾項貨幣稅，以征收貨幣代替征收實物和征發差役。其主要內容是以土地為主要征稅對象，以征收白銀代替實物的征收;以縣為單位統計差役、雜役所需人力、物力的總額，平攤到全縣土地稅中，作為土地稅一起征收白銀;另外將各種“均徭”改為按人丁數征收白銀，稱為“丁銀”，由官府自行征收解運代替原來的“民收民解”。

　　一條鞭法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，它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，結束了歷代以來以鎮守實物為主的國家稅收方式，廢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農民人身自由的賦役制度，使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;以資產計稅為主代替原來以人頭為主的稅收制度，有利于稅賦的合理分擔。該法的推行反映了明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，反過來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。